普惠金融如何解决三大命门 数字化是一条出路

来源:网络整理作者:编辑:admin2017-06-20 17:05

   世界浙商网讯  过去近十年来,普惠金融在中国发展得“速快面广”。得益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发展,我国具备了较为完整的金融体系。从全球规模最大的银行到中型银行再到许多小型银行。此外,我们还有各种类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、资本市场以及保险业、信托业等,完备的金融体系是发展普惠金融的基础。

  政府对普惠金融事业的有力支持,也是普惠金融良性发展的重要条件。在过去几年中,政府相继发布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性文件支持普惠金融。特别是2006年1月国务院公布了《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(2016~2020年)》,标志着国家层面的普惠金融发展战略的初步形成。

  另外,数字化普惠金融在我国的蓬勃发展,也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引擎。过去几年中,普惠金融与数字金融相互促进,共同成长,形成了新的概念——数字化普惠金融。在解决“最后一公里”的问题上,数字化普惠金融发挥了独特的作用,让原本被“金融排斥”的各类群体能够获得广泛的金融服务。

  在看到中国普惠金融事业发展优势的同时,我们也应冷静认清中国普惠金融所面临的一些挑战,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:

  第一,失衡的金融结构。尽管我们已经拥有比较完整的金融体系,但我们的金融机构大多青睐国有企业、大型企业和高净值人群,即使是小型金融机构,只要有可能,它们也会倾向于服务“高端客户”。不过,从目前的趋势来看,大多数金融机构,无论大小,都在实行“下沉”战略,它们越来越多地去覆盖中小微企业并提供金融服务。这一趋势无疑会改善中国的金融结构,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平衡发展。当然,这种趋势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使中国金融结构产生实质性改善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金融机构对各自商业模式的探索。“下沉”战略能否取得成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,“下沉”的效果也有待进一步观察。

  第二,薄弱的金融基础设施。对于普惠金融来说,金融基础设施是发展普惠金融的必要条件。以征信体系为例,当我们鼓励各类金融机构甚至“民间金融”去关注小微企业、弱势群体时,往往会发现这样的问题——这些“新客户”的基础资料和信用记录很难获得,因此无法有效判断其风险状况,业务开展面临困难。我国的社会征信体系需要进一步提升和完善。金融基础设施是个广义的概念,包含“软件”和“硬件”,征信体系只是金融基础设施的一个方面。如果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能满足普惠金融发展的需求,那么发展普惠金融可能只会停留在口号呼吁上,甚至会导致“野蛮生长”的、畸形的普惠金融。在普惠金融基础设施方面,我们观察到普惠金融的量化指标体系、社会征信系统、农村电子支付系统等都相对比较薄弱,这些是进一步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障碍。

  第三,匮乏的金融教育。这里不是指大学校园里的金融教育,而是指面向大众的金融知识教育。我国对一般公民提供的金融教育相当缺乏,部分社会群体被现有金融体系排斥在外,对金融知识一无所知,金融能力严重缺失。金融欺诈案例屡屡发生,尤其是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时受到误导、欺骗。金融欺诈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,但应当看到:很多人受骗并不仅因为他们贪财或好投机,更因为他们缺乏金融知识的教育。

 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,解决金融可得性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往往是制定普惠金融发展战略的出发点,除此之外,加强贫穷人群的能力建设、普及金融教育以及推进数字化普惠金融,也都是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战略的落地的关键。

  目前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已经意识到,“最后一公里”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的。很多国家已经推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:一方面加强建设金融基础设施;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数字化普惠金融。

  对于我国而言,结合国情、补足短板,是解决金融可得性问题并走完普惠金融“最后一公里”应当坚持的原则。我国幅员辽阔,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基建完善程度和地理自然条件存在较大差异。

  在解决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的时候,应当区分不同经济地域的特征,确定不同的发展重心。在中西部地区、“老少边穷”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,由于经济社会条件、地理因素等限制,“最后一公里”的问题尤为突出,金融服务的网点和终端的建设仍然是当务之急,因此提高金融可得性、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应当放在各类金融基础设施“硬件”建设上;而在东南沿海地区和城市区域,金融机构和网点覆盖率较高,各类金融硬件设施也较为完备,因此提升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以适合不同层次人群特别是“中间地带”人群的需求、建立健全配套金融制度体系和征信体系等措施就显得更为重要。总体看来,要提高金融可得性,一方面要因地制宜,考虑到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,制定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;另一方面要综合考虑,从金融服务的消费者、提供者和金融基础设施三个角度入手,积极发挥各类主体的作用。